叶峰：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
本文认为，物理主义者不认为有超自然的道德、价值真理，但他们不是虚无主义者，他们可以持有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可以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作辩护，以及向他人推销自己的道德、价值观。特别地，他们可以接受自由的价值观，而且一些物理主义者相信，物理主义世界观可以为自由的、多元化等价值准则作更好的辩护。他们还可以很自然地吸收东方佛教传统中的“无我”“慈悲”等观念，提出比今天自由的价值观更理想化的、更高的价值观，满足那些认为自由的价值观还有所不足的人的需求。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3期第5-17页，感谢“中国学派”公众号慨然授权，本公众号推送时略去注释，各位读者若有引用全文之需，敬请查考原书或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伦理学术13——意志自由：文化与自然中的野性与灵魂》
2022年秋季号总第013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23年4月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20年第3期
孙麾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丨2020年9月
一种物理主义的道德和价值观
叶 峰/著
▲ 本文作者：叶峰 教授
物理主义是当前国际哲学界的主流哲学世界观之一。物理主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的事物都完全是由当代物理学所研究的那些物质性的事物构成的，而且世界上所有的属性、过程等，也都原则上可还原为物理的属性和过程，特别地，人类完完全全地是物质的，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没有灵魂、上帝、非物质的意识之流或任何其他超自然的或非物质的精神实体；人类的道德意识、价值取向及爱憎等情感，是完全地由催产素、多巴胺等激素与神经递质以及大脑中的神经元结构决定的，原则上，通过调节人脑的激素、神经递质水平以及修改神经元结构，就可以随意地改变一个人的道德意识、价值取向及爱憎等情感（虽然技术上可能难以做到），同时没有所谓超自然的道德、价值真理；人的意识、概念、思想及推理与决策过程也完全是人脑中的神经元结构及活动过程，原则上可以通过神经科手术抹去人的特定记忆，可以制造出以神经元网络为基础的机器人复现人的意识、概念、思想及推理与决策过程，同时没有所谓非物质的心理实体或过程。
物理主义者相信，物理主义世界观是当代科学的推论。科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而不在乎获知真相的后果，而且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在求真上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所以物理主义者相信，科学揭示了有关世界及我们人类自身的真相。
但物理主义者也承认，获知真相未必总是能够增进个人幸福或社会和谐。一个癌症患者知道了病情的真相可能会失去生活信心而使得病情加剧。类似地，假如人们普遍地认识到关于人类自身的物理主义真相，不再相信超自然的绝对道德律令，也不再相信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等，有可能将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溃败。这不是确定的，但的确有这个可能。如果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幸福与社会和谐，那么追问真相是应该受制于这个目的。这意味着，必要时我们应该回避真相，甚至自欺。
不幸的是，很多物理主义者是所谓“求真强迫症患者”，即他们具有强烈的、强迫性的求真冲动，即使在意识到求真可能导致有害后果的时候也不能克制自己的求真冲动。他们不具备那种在必要的时候合理、有益地自欺的能力。其实这种能力本身应该是进化赋予人脑的，它使得人类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适当的自欺以达到更好地适应环境，更好地生存这个目的。
因此，一些物理主义者转而追问，科学所揭示的关于人类的真相是否真的无法与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道德观相容，承认这些真相是否真的会导致社会溃败？从表面上看结论似乎是肯定的，很多学者也坚信如此。但国际上有一些学者在仔细探究后提出，物理主义并不与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主要指今天所谓普遍的、自由的、多元化的价值观）相冲突，相反，接受科学所揭示的真相可以为这些价值观作更好的辩护，提供更真实、稳固的基础，一种不必依靠自欺的、理智上更彻底澄明的基础。国际上的学者当然是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探讨这些问题，但这对我们应该也会有所启发。而且，国际上有的学者还更进一步建议，物理主义可以很自然地吸收东方佛教传统中的“无我”“慈悲”等观念，提出比今天自由的价值观更理想化的、更高的价值观，满足那些认为自由的价值观还有所不足的人的需求。
笔者基本赞同这些学者的观点，尤其是吸收了“无我”“慈悲”等观念的物理主义道德、价值观。这篇论文的目的是介绍这些观点，同时也希望对它们有所补充、发挥，并澄清一些疑问，包括讨论物理主义对接受这些价值观的影响，解释一个物理主义者可以怎样为自己的价值观作辩护，同时提出，在适当的前提下，承认物理主义所揭示的真相也许并不会导致社会道德溃败，而是相反，它可能是促进社会的道德进步的真正有效的途径。
科学与人文之争是19世纪末以来西方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话题。进入20世纪后半叶，随着进化论被普遍接受以及认知科学、脑科学、进化心理学与道德心理学等学科的兴起，科学研究的范围囊括了传统上被认为属于人文或所谓“精神科学”的领域，如人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等。一些人文学者将科学的不断扩张视为洪水猛兽。他们担心这将导致精神的价值及人的尊严的丧失。他们中有的人甚至呼吁要抵制科学对人文的侵蚀。科学是求真的事业，科学关于我们人类自己的论断，包括脑科学、进化心理学与道德心理学的论断，是我们最有理由相信的结论。所以，这种抵制科学的呼吁其实是等于说：“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尊严，让我们欺骗自己吧！”这种思维模式也是所谓愿望式思维或诉诸后果的思维，即仅仅因为情感上不喜欢一个论断而拒绝它，而不是科学地、客观地检验支持那个论断的证据。为了自我保护，人们有时可能真有必要逃避真相和自欺，但那终究是令人遗憾的。本文希望能够说明，为了坚持自己的价值观、道德观我们并不需要自欺。而且不仅如此，诚实地接受科学所揭示的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相可以更好地为我们自己的价值观、道德观作辩护，还可以引导我们追求更高的价值。这是真与善的统一。
假如一个人相信有神灵、来世或其他什么超自然的、形而上的存在物或原则，那么他可能会声称他是依据这些来设立自己对事物的价值评判标准。但物理主义者认为，他的价值评判标准事实上最终还是由他的大脑中的一些神经元结构完全决定的，因为他的思想就是他的大脑中的神经元活动，他的行为完全是由他的大脑的神经元活动控制的。他所接受的价值评判标准部分源于他的基因对大脑的生长发育的控制，部分源于他出生后大脑的生长过程中从环境接收的信息。如果我们修改他的脑中的神经元结构，那也就改变了他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改变了他的价值评判标准。他只是试图将自己大脑中的一些东西“投射”到外部，他只是在幻想超自然的事物或原则。其实没有什么超自然的、具有所谓精神性的事物或原则，或即使有的话也不会影响他的价值评判标准和行为模式，因为他的价值判断由物理世界中他的脑神经元完全决定，而物理世界是因果封闭的。
所以，一个物理主义者会很自然地承认，自己的价值取向就是由自己的基因和后天教养形成的这个大脑神经元网络在某些方面的特征，它们最终是根植于大脑由基因和后天教养导致的，体现为固定化、习惯化的神经元活动模式的一些心理需求。
从20世纪50年代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开始，当代心理学家对人的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心理需求、心理动机等作了许多分析、描述。最近几十年，进化论心理学家们也在分析这些心理需求、心理动机的进化根源。向过去追踪，则有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和幸福论价值观，中国儒家的、世俗的（未形上化的）伦理价值观，休谟的情感主义，以及西方近现代的功利主义或德性伦理学等所蕴含的价值理论。物理主义者认为，这些价值理论原则上都可以与物理主义世界观相容，因为它们都不是不可或缺地预设了超自然的事物（虽然以前提出这些价值理论的哲学家可能没有有意识地将自己当作一个彻底的自然事物，一个生物—物理系统）。所以物理主义并不缺乏价值理论的理论资源。与物理主义绝对相矛盾的只有那些不可或缺地预设超自然的价值根源的价值理论，比如，预设了有神论的价值理论，或预设了某种超自然的、而不是由进化产生的“主体”的实践理性的价值理论。
本文不能系统介绍与物理主义世界观相容的各种价值理论，但本小节将针对一般人常有的一些疑虑作一些说明，然后下一小节将重点讨论一个否定超自然的价值根源的物理主义者可以如何为一种价值观作辩护，或如何向别人推销那种价值观。
一个物理主义者可以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价值准则源于自己的需求，而自己的需求有一部分是人类普遍的共性，但也有一部分是偶然的，是自己特有的遗传基因及教养经历形成的，与其他人会有所不同。物理主义者不相信有超自然的，因此是唯一、绝对、普遍的价值真理，但我们并不需要去寻找任何超自然的、绝对的理由才能坚持自己的价值判断。比如，我们并不需要去寻找任何超自然的、绝对的理由才能坚持自己对自由、平等，对免于被压迫、免于恐惧的价值判断。“我自己不喜欢，既不喜欢被压迫，也不喜欢压迫他人”，这个理由已经够了。甚至不需要将“我”理解为一个所谓有灵性的，或所谓分有神性的、超自然的“自我”。“由于我自己的遗传基因与教养的结果，我讨厌被压迫，也讨厌压迫他人”，这个理由就已经够了。当人们相信需要找一个超自然的理由才能坚持自己对自由、平等的向往，这已经是社会悲剧的开始了。不幸的是，很多人本能地相信了这一点。所以，一个物理主义者的价值观可以与自由的价值观完全相容，虽然不是必然地蕴含了后者。也就是说，一个物理主义者可以坦率地承认，自己之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是自己偶然的遗传基因及教养经历的结果，并非因为自由主义是什么绝对的、超自然的价值真理，而这又是与自由的、多元化的理念在逻辑上相一致，即没有什么超自然的、绝对的价值真理。
这些也说明了，人有一些所谓高层次的需求这一点，不会与物理主义有什么冲突。有的人似乎以为，一旦承认自己就是个大脑，就不得不放弃对艺术的欣赏，或其他情感性或精神性的追求，包括对爱与被爱、尊严、自由、自我实现等的追求。这是很荒谬可笑的想法。本来就是大脑在欣赏音乐，在追求爱与被爱、尊严、自由、自我实现等。这些都是大脑中的神经元活动，伴随着多巴胺、催产素等的分泌，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大脑活动的强化。是在一些传统的先入之见下，认定了只有某个非物质的、灵魂般的“主体”才能做这些事，才能谈得上有爱、尊严、自由，因此才会产生那种想法。
物理主义者认为，情感性或精神性，包括爱、尊严、自由等，是人类大脑这种经数亿年的进化才产生的超级复杂的事物所具有的一些特征。也就是说，价值在于一个系统的结构、活动模式、功能上的复杂性，而不是在于一个事物是非物质的或有个非物质的灵魂。比如，假设你相信人有灵魂，但同时又承认，如今天的认知科学家所说的，人的思维、情感反应、记忆等都是由这个极其复杂的脑神经元网络完成的，那个灵魂什么也不干，那么你还会认为那个灵魂有价值吗？在这种情形下，灵魂即使存在也似乎只是个多余的摆设。一个没有什么精微、复杂的结构、功能的东西，似乎很难说有什么价值，即使它是非物质的。
而且，承认自己就是这个大脑之后，你不但可以继续你的情感性或精神性的追求，更进一步，你可以更坦然地接受自己之为自己的偶然性，你可以不必再去寻找、期待外在的、绝对的、超自然的理由。当一个存在主义者声称自己的存在先于本质，自己是被判了自由这种徒刑的时候，他可能是一边想象着也许有上帝、超自然的绝对律令等，一边尽力鼓起勇气去与之对抗，声称即使有上帝，他与自己也就是海面上独立地并行航行的两艘船。物理主义者说的则是，相信有上帝、超自然的绝对律令等其实是自欺，你既不必与之对抗，也不必强迫自己服从，因为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是大脑的“投射”。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既然没有上帝、没有超自然的绝对律令，因此“什么都是许可的”？这又是大脑的一些幻象。就像大脑的价值取向是在于大脑的神经元结构，大脑所真正遵循的道德准则也是在于大脑的神经元结构。真正约束人的行为的是大脑神经元，是进化与后天教养形成的大脑中的行为抑制机制，而不是对超自然的东西的抽象信念。比如，假如有人告诉你，没有上帝、没有超自然的绝对律令，因此你把自己的孩子煮了吃也是“许可的”，你会去做吗？相信你绝对不会，甚至想一想都会觉得极度恶心。假如有人拿枪逼着你做，很可能你会精神崩溃、瘫痪、昏迷，最终还是不会去做。这是大脑中从两栖类就开始进化出的强大的行为抑制机制在起作用。假如大脑中没有对“以自己产的卵或幼崽为食物”这种行为模式的强大禁忌，两栖类、哺乳类都不会在地球上出现。这是一个较极端的例子，但它很鲜明地说明了是什么在真正地约束你的行为。是你脑中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是什么抽象的、超自然的原则，或对那些原则的、有意识的抽象信念。
日常生活中的情形也相似。比如，在一些心理学实验中，一些被试被要求作一些选择（比如选择某种商品），然后报告自己作选择时所遵循的标准，但巧妙的实验设计显示，被试对自己遵循了什么标准的陈述常常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实际决定一个人的行为的，是那个人的一些无意识的神经元机制，而那个人有意识地自认为自己所遵循的原则，只是事后对自己的行为的、可能是虚假的自我解释。就像人们常说的，不管一个人声称自己信或不信什么，天性善良的人终究善良，天性邪恶的人难免干坏事，只不过有时是以信仰的名义干坏事。一个人有意识地表达的对某个道德准则的认可，只是他对自己的，由脑神经元网络控制的行为模式的事后解释。认为只要放弃对超自然绝对律令的信仰就什么事都会去做，那是在幻想自己是一个不同于这个大脑的、不受神经元机制约束的、超自然的、绝对自由的“主体”。
有的人可能又会怀疑，这不等于说人没有任何自由意志，人是神经元的奴隶？物理主义者更准确的回答是，传统哲学中所理解的“自由”预设了一个虚幻的，不等同于这个大脑的“自我”。当人们相信自己是自由的时候，他们将自己想象成一个不受大脑束缚的“自我”；当他们说自己是神经元的奴隶的时候，他们还是将自己想象成这样一个“自我”，只不过这个“自我”现在被神经元捆绑着。由于“人是自由的吗？”这个问题中有这个虚假的预设，我们既不能回答“是”，也不能回答“否”，而只能指出，这个问题本身有错误预设，因此没有答案。
当然，这不否认宗教传统或其他道德说教能够对大脑的行为模式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只是说，对“什么都是许可的”这种极端的可能性的担忧是一个幻象。因此，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是，当一个社会中的大脑普遍相信了物理主义之后，这会不会较大程度地影响它们的行为抑制机制，使得它们整体上放松对自己的行为的约束，进而导致社会溃败？这是一个有意义的科学问题。物理主义者可以（也许甚至应当）承认，在某些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普遍缺乏宗教信仰或其他超自然信仰这一点，有可能导致社会的溃败。那么这是否还是意味着，即使物理主义是真的，我们也不应当公开宣扬它？
对此物理主义者可以提出两点回应。首先，假设一个社会已经比较健全，比如，假设平等、尊重个人自由等价值已经成为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共识，社会中有着对公民道德的普遍信任，而且社会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制度，包括从公民道德教育到对公权力的制约、监督制度。在达到这个结果状态的历史过程中，有可能某种宗教信仰起到了一定的（或者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但假设社会已经达到了这种状态，很多学者相信，宗教保守主义的害处就大于益处，相反，与科学和物理主义相容的、世俗的、自由的、多元化的价值观，才是这样一个社会所应当坚持的。在这样的社会中，科学与物理主义世界观也许不会带来所谓道德沦丧、社会溃败，相反，它可能更有利于稳固人本的、自由的、多元的价值观。笔者相信，这是为什么今天国际上许多学者愿意公开承认自己倾向于物理主义的原因之一，即那些学者对他们所处的社会还是有基本的信心，相信社会现有的状态已经允许他们公开接受科学所揭示的关于人类的物理主义真相。
其次，即使一个社会还没有达到上面所描述的状态，或即使一个社会已经呈现了一点点溃败迹象，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缺乏宗教信仰，或缺乏对超自然绝对律令的信仰，并非社会溃败的最主要的或真正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依靠推销某种宗教信仰或某种与科学不相容的传统信仰体系来维系社会道德，有其固有的危险性，而且也不可能成功。因此，与科学和物理主义相容的价值观也是唯一的选项。
这两点都与这个事实有关：物理主义者为自己的价值观辩护以及推销自己的价值观的方式，与自由的、多元化的理念更相容，而且是反蒙昧主义、张扬理性的。下面一节将先分析论证这一事实，然后再回来补充论证上面说的两点。
物理主义者承认，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是自己的个人偏好，不是事实真理，更不是什么超自然的价值真理。但个人的偏好会受个人对事实的信念的影响。所以，当我们为自己的价值观作辩护或推销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需要小心区分哪些是自己的偏好，哪些是自己所相信的事实真理。概要地说，一个物理主义者为自己的价值观辩护或推销自己的价值观的方式是这样的：他明确说明自己的价值取向，同时承认这只是自己偶然的遗传与教养的结果，而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绝对的价值真理。然后，他可以延引科学理论来论证他的价值观的一些事实性特征。比如，他可以试图论证，自己的价值取向与人类由进化决定的生物本性相容，还有更重要的，它是在物理主义的意义上可普遍化的。以自由的价值观为例，后者可以包括这几项内容：1.价值论断对于社会中的所有人是平等的，无偏向的，而且一个由持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的人组成的社会可以是稳定、和谐的，所有人的价值都能得以充分实现的社会。2.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虽然表面上有不同的主流价值观，但如果我们尝试分析那些表面上很不相同的价值判断，并尝试抽象、概括它们背后的更具普遍性的原则，我们会发现，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时期的主流价值观其实有很大的共识，而且与今天自由的价值观在较大程度上相容；表面上的差异，更多是由于各个社会在事实性知识方面的差异，以及在环境、社会经济等外在条件方面的差异造成的。3.由于人类共同的基因所决定的共同的生物本性，在当今科技和全球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具有不同文化历史的社会，经过充分地交流，很有可能达成很相近的主流价值观，而且自由的价值观很有可能就是属于这个共识。对这些相当复杂的论断的论证当然不可能是科学上非常严谨的、非常肯定的，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属于事实性的论断而非个人的价值偏好，而且物理主义者的论证可以尽力以科学为基础。然后，一个物理主义者所能做的就是期待别人被自己的价值观的这些特征吸引，既包括这个价值观本身对人的情感上的吸引力，也包括这些科学论证对人的理智上的吸引力，然后期待别人在认识到这些事实，同时也感受到自由的价值观的情感吸引力后，加入自己的行列。这是一个物理主义者推销自己的自由的价值观的方式。它没有将个人的价值偏好伪装成事实真理来哄骗人，也没有诉诸威胁或利诱。下面有几点补充说明。显然，物理主义者不会期待自己能吸引所有人。比如，人群中总少不了极少数天生地具有严重反社会倾向的人（sociopath），他们肯定不会被这种价值观吸引。从进化的角度来说，这种人在人群中应该是极少数，否则人类不会繁衍到今天。物理主义者只会期待，由于人类生物学上的共性，随着信息流通越来越自由，科学教育越来越普及，人们的智力、独立思考能力不断提高，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充分，多数人会被自己的这种充分尊重个人自由、尊重多元化的价值观吸引。所以物理主义者鼓励启蒙，鼓励理性的质疑、论辩、交流，鼓励诚实地追问真相，也鼓励自主的价值和道德选择。物理主义者的这种态度与自由的、多元化的理念完全相符。甚至可以说，自由和多元化是物理主义者的价值观的最自然的结果。注意，这并不是说物理主义严格地蕴含自由的价值观。一个天生地具有严重反社会倾向的人也很可能相信物理主义。这只是说，对于一个普通的、诚实且有善心的人，如果也基于科学知识完全接受物理主义，那么他或她很自然会被这种自由的、多元化的价值观吸引。一个自诩得到神的启示的宗教先知，或一个自诩依靠实践理性把握了绝对的、超自然的道德真理的哲学家，一样难以说服所有人。但区别在于，一旦一个人自诩掌握了超自然的、绝对的道德和价值真理，就很难避免他采取缺乏宽容的沙文主义态度，他甚至可能容许使用暴力手段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道德、价值原则，因为他认为那是绝对的真理。而且他也很可能滑向蒙昧主义，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绝对真理。历史已经提供了不少这样的例子。这些后果当然不是绝对的。一个人所自认为掌握的绝对道德、价值真理中也可以有这么一条：“应当允许甚至鼓励别人自主地做出价值选择”，但这与存在绝对价值真理这一信念的潜在冲突是明显的。物理主义者不自诩掌握了什么绝对的价值真理，他们只是相信，由于人类共同的天性，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事实上很可能成为在当代科技、经济背景下，人们通过充分的、和平的、理性的交流之后达成的共识。所以物理主义的价值观与自由的、多元化的理念，与理性主义、启蒙主义有天然的、更紧密的内在联系。有的人怀疑上述的2和3，他们提出，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有明显不同的主流道德、价值观。有不少学者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上述的2已经提到物理主义学者回应这种怀疑的策略，即找出那些表面上不同的道德、价值判断背后的，更可普遍化的原则，来揭示那些表面上不同的道德、价值判断背后的共同点，并说明它与自己的自由的价值观相容。比如，以孝道观念为例，它背后更可普遍化的原则或许是：“社会或他人有义务赡养及充分尊重、关怀失去工作、生活能力的老年人。”这显然与自由的价值观相容。至于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一原则，这显然会依赖于当时社会的经济生产活动方式。比如，在古代以大家庭为单位的、交通不便的农耕社会，“父母在，不远游”应该是必要的。而且，由于这一类必要性，当时社会发展出了相对强的，在今天看来可能是过分的，不再必要的，对子女顺从老人的道德要求。但今天，即使是那些推崇儒家伦理的学者，相信他们绝大多数都不会期待自己的子女以后在经济上赡养自己，更不用说向子女灌输“父母在，不远游”“三年无改于父道”这种过时的观念。相反，相信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鼓励子女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自我发展、自我实现。也就是说，相信那些推崇儒家伦理的学者，绝大多数在对待自己子女的态度上，都是完全与今天自由的价值观相一致的。特别地，不会期待自己的子女对自己除了本能的爱之外还要有什么额外的顺从。这个例子说明，一方面，表面上不同的道德判断可以有一致的内核；另一方面，给定今天的社会经济状况，这个一致的内核是与自由的价值观完全相容的。还有，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传统社会中的许多禁忌（比如对所谓亵渎神灵的禁忌或对同性恋的禁忌）是由于人们对自然界及对自己的本能情绪反应的无知所导致的恐惧而产生的。剥除那些知识上的欠缺，那些禁忌背后也许是保存生命、保持社会和谐等这些更可普遍化的原则。而物理主义者相信，在今天全球化的科技和社会经济背景下，自由的价值观事实上更能够帮助实现那些原则。回到上一节末尾提到的“即使物理主义是真的，我们是否也不应当公开宣扬它”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由于物理主义的价值观以及物理主义者推销自己的价值观的方式，与自由和多元化等有着天然联系，对于这些已经成为主流价值观的社会，物理主义应该是更有助于稳固这种主流价值观，因此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假设在一个社会中自由的价值观并未成为共识，甚至假设那个社会已经濒于溃败，那么物理主义者推销自己的价值观的方式可能会显得无力，有人可能会期待一种更具有影响人心的力量的道德说教来拯救社会。但这既危险又很可能是无效的。危险指的是宗教极端主义。无效指的是，假如我们不是以物理主义者的方式，在充分鼓励独立思考、诚实追问真相，鼓励提高科学知识与理性能力，鼓励道德、价值自主等基础上，向他人宣扬自己的价值观，那么，一种很自然的、与之相对立的做法，就是借助于公权力甚或专制权力来强行推销一种价值观。在今天资讯充分自由流通的社会，除非借助于一些残酷的暴力，成功地洗脑可以说已经是不可能了。诉诸权力强行推销一种价值观的结果，只可能是导致社会中普遍的抵触，普遍的玩世不恭、愤世嫉俗、虚无主义的态度，进而导致对所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这其实才是社会中的道德虚无主义和溃败的真正根源。也就是说，道德虚无主义和溃败的真正根源不是无神论、物理主义甚至传统唯物主义等这些思想观念，而是强行推销任何一种道德、价值观背后的强制权力。任何一种道德、价值观，不论是科学主义的，还是传统儒家的，还是别的什么，只要是借助于强制权力来推销，在今天资讯充分自由流通的社会，就不可能真正成功，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对它的普遍抵触和怀疑，进而导致社会对所有道德原则的怀疑，导致虚无主义和溃败。当然，很多人文学者是反对借助于强制权力来推销价值观的。但这样的话，你又靠什么去影响他人？或者说，你是否期待提高人们的科学知识水平，独立思考、理性质疑的能力，道德、价值自主的能力？如果是，那么你自然地就成为一个接受自由的价值观的物理主义者。如果不是，那你就只能宣示自己的价值观然后等着别人感兴趣。这恐怕比物理主义者的影响力还要弱，因为物理主义者还会积极地、正面地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科学知识水平、独立思考能力、价值观自主能力等。所以，物理主义与自由和多元化的价值观似乎是唯一可行的选项。自由的、多元化的价值观目前在一些社会已经是共识和底线。但显然，很多人会向往比底线更高的东西。同时我们又希望，正面地肯定比底线更高的某种价值，不会反过来又违反了多元化、价值自主原则。而且我们还希望，接受那个比底线更高的价值观，并与科学所揭示真相相容，还能鼓励真诚地追问真相，提升理性能力和科学知识。有这样的东西吗？美国杜克大学的哲学教授Flanagan显然相信有。Flanagan提出所谓自然化的佛教，它是佛教减去对轮回、各种超自然的法力、西方佛土、非物理的意识等的信仰，剩下的是一种与科学完全一致的形而上学观念，尤其是无我这个观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以慈悲为核心的伦理学。无我这个观念作为对事实真相的陈述是科学的推论，因为在科学看来，存在着的就是这个身体和大脑，即这个神经元网络系统，没有藏在大脑背后的、人们常识中所想象的、非物理的、不变的、保持同一性的“自我”。Flanagan认为，认识无我为放弃执着，进而为无私、慈悲的行为提供了理由，而这些行为又带来佛陀所理解的菩萨德性和幸福（eudaimoniaBuddha）。佛陀的菩萨德性包括悲、慈、喜、舍等，而佛陀所理解的幸福（eudaimoniaBuddha），指基于觉醒（菩提）、智慧（般若）、德性（诫、悲）的宁静、满足感。Flanagan将佛陀的德性和幸福观与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德性和幸福相比较，认为亚里士多德较少强调同情，较多强调公正，而佛教伦理相反，因此佛教伦理对今天的社会生态有更重要的意义。他认为，美国人作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的人民，对地球上其他一些地方的苦难关心不够，他因此认为，自由的价值观还有所不足。他承认，没有从认识无我到菩萨德性与幸福的必然路径，而且，当社会环境不好时，菩萨德性并不一定带来快乐。他也承认，我们也并非有义务或必须走这一条菩萨道路。但是他说：走这条道路将以健康的方式拓展我们最高贵的自然本性，因此，如果我们要寻找个人幸福，要让世界变得更好，遵循这条道路是明智的和高尚的。……它不应该被认为是要求太高。亚里士多德提出德性的图景比自由派的普通人的道德观更好也要求更高。但从佛教的观点判断，它的要求太低。亚里士多德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本性中包含对同伴的友爱。从佛教的观点看，亚里士多德没有看到，让这个种子完全地生长，达到让同情、慈爱占据我们的心，将使我们道德上更完善，也将使我们更幸福。Flanagan提出的这个价值观理想应该会对一些人有吸引力。我们还有理由相信，这种价值观也是在物理主义的意义上可普遍化的，而且可以帮助解决今天已经普遍接受了自由的价值观的社会还面临的一些问题。而且，肯定慈悲为更高的价值不会取消我们已经接受的多元化、价值自主原则，因为慈悲本身就蕴含着对他人的价值取向的最真诚、最充分的尊重。也就是说，与一些哲学家的批评相反，接受多元化并不会导致价值虚无主义，只要我们所认为的更高的价值是慈悲。甚至可以说，那种更高的价值目标恰好要求我们尊重价值自主，尊重多元化。下文笔者想对Flanagan的这种价值观理想与物理主义的关系补充几点说明。首先必须说明，物理主义者没有任何意图支持传统佛教或为传统佛教做论证，不论是哪一个传统佛教宗派。在物理主义者看来，传统佛教的许多信仰是愿望式思维的结果，是已经被大量科学证据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为假的。比如对轮回的信仰。对轮回的存在性的最常见的论证或许是：如果没有轮回，当前的行为就没有业力后果，因此就无法说服人们改正当前的行为。但这不是从证据出发去推测存在轮回，而是从假设轮回存在会带来自己所喜欢的后果，满足自己的愿望，来论证存在轮回。这是典型的愿望式思维（wishful thinking），或诉诸后果的论证。佛教传统中当然有大量关于轮回的传说，但似乎没有清晰明确的证据。考虑到各种原始文化都普遍地具有类似的超自然信仰，而其中绝大多数都已经被证明为虚假的，物理主义者倾向于认为，那些关于轮回的传说也是愿望式思维的结果。Flanagan那样的物理主义者只是从佛教传统得到一些启示，他们自己的世界观是彻底的科学的世界观。但是，这不否认物理主义者从佛教传统得到的那些启示是非常重要的，是从科学内部或从其他宗教、哲学传统那里都难以获得的，甚至是无可替代的。而且，物理主义者还可以在彻底物理主义的世界观下说明，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的。 这里的要点是，人脑中产生与处理科学知识的模块，与人脑控制情感、情绪反应的模块，产生行为动机或行为抑制的模块，以及产生自我意识的模块等，是脑中不同的模块，是在一定程度上互相独立的。这里谈论“模块”等应理解为一种简单化的、科学上不严格的说法。人脑的许多功能牵涉到脑中许多区域，很难确定一个功能模块。但这种科学上的不准确性应该不会影响这里对问题的哲学分析。由于这种独立性，完全有可能，一个人脑在它的处理科学知识的模块有着大量的科学知识，包括对人类自身的彻底物理主义的认识，但同时它的情绪反应模块和行为动机与抑制模块，则可以说是“充满了贪、嗔、痴”。表现在一些物理主义者身上就是，那些人一方面完全相信物理主义的对人类的描述，强烈坚持科学主义，而另一方面，他们自己的生存态度和对他人的态度则可以用“充满了贪、嗔、痴”来描绘。类似地，人脑的自我意识有很重要的生物功能，对人类生存和繁衍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人对自己及自己与环境的关系的反思中，自我意识使得绝大多数人（甚至包括许多物理主义哲学家）都本能地、下意识地将自己设想为一个不等同于这个大脑的，甚至超自然的“自我”。这种根深蒂固的“我执”是难以驱除的，即使是在理智上相信了物理主义以后也是如此，因为科学研究所获得的信念只是改变人脑中处理科学知识的模块，不会直接影响产生自我意识的模块。结果是，一些哲学家自认为是物理主义者，但往往又不自觉地、下意识地在哲学思考中预设一个超自然的自我。而在情绪反应中，人们显然更普遍地陷于“我执”之中，即使理智上相信了物理主义。这种情况说明了为什么没有从物理主义世界观到“无我”“慈悲”的必然路径。如果人们仅仅是在从事科学研究，仅仅是在他们脑中处理科学知识的那个模块积累越来越多的科学知识，包括对人类自身的思维活动和行为的科学知识，而他们的情绪反应模块、行为动机与抑制模块，以及自我意识模块从来不曾体验到“无我”“慈悲”的境界，相反，一直是处于“充满了贪、嗔、痴”之中，处于“我执”之中，那么，慈悲这种观念很可能从来就不会在他们的脑中产生，从来就不会被他们想起，而且，他们对“无我”的认识，也许就永远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化的、哲学的认识，而不是一种亲身的意识经验，即不是佛教的所谓亲证无我。大脑中科学知识的积累，包括对无我的抽象的、理论的认识，不会直接引发慈悲心。但也许幸运的是，两千多年前的释迦牟尼，虽然与今人相比非常缺乏科学知识，比如，甚至不知道大地是个圆球，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但在印度修行传统的修行实践中，他的大脑达到了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即开悟的状态，使他的自我意识模块消弭了对自我幻象的执着，使他的情绪反应模块、行为动机与抑制模块消弭了贪、嗔、痴，进而使他实现了菩萨德性与幸福。他留下了一些经典论述与修行方法的传统。虽然他的信徒缺乏科学知识而且也时时陷于愿望式思维，使得许多虚假的信念附着于这个传统，但这不排除，直至今日他的许多信徒的大脑，也一样达到了消弭了对自我幻象的执着，消弭了贪、嗔、痴的状态。对物理主义者来说，这些佛教徒对自己的意识状态的描述，以及他们的慈悲伦理观，展示了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可能选项。这种选项可以被解释得与科学的世界观完全相容。尤其是，它的世界观中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无我这一点，也是科学的推论。同时，它对已经接受了自由和多元化等基本价值观念的当代人也有很强的情感上的吸引力，因为它的慈悲观念触动了可能是很多人都具有的、本能的、慈悲心的萌芽。虽然没有从科学的世界观到慈悲心的必然路径，科学的无我观至少让我们从理论上、理智上认识到，对自我的执着是对虚假幻象的执着，而且认识到，一旦一个大脑消弭了对自我幻象的执着，很有可能会极大地影响那个大脑的情绪反应模块、行为动机与抑制模块，达到一定程度地消弭贪、嗔、痴，而这样的大脑的意识状态很可能依普通人的理解也可以说是幸福的，即它是安详、宁静的，消除了当代人普遍具有的焦虑。而且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大脑在社会伦理层面上也能实现我们常识中所理解的善。同时我们可以承认，至少有一些佛教徒可能确实亲历了这种意识状态。这些加在一起，使得菩萨德性与幸福成为可以吸引物理主义者的，更高的价值目标。因为其中的慈悲观念以及菩萨的德性与幸福观不能那么直接地从物理主义世界观推演出，而是需要一些亲历了某种特殊意识状态的人的见证，或作为榜样，因此佛教传统的启示在这里似乎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这应该是为什么Flanagan愿意将他提出的这种理想的价值观称作自然化的佛教，而不是仅仅说这种价值观与佛教伦理有相通之处。Flanagan认为，这种价值观并非要求太高。这里笔者想补充一点。我们鼓励孩子努力学习，成为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没有人会说这是要求太高，当然，除非你向孩子灌输的观念是：“成不了爱因斯坦你就是个废物，没有价值”。这当然太荒唐。但实现菩萨德性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完全可以承认，实现菩萨德性具有更高的价值，是值得追求的，但同时也接受自己没有那么高的能力这个现实。人们觉得两者不同是因为他们相信，菩萨德性是只要愿意人人都能达到的，而爱因斯坦的智商是即使我们愿意我们也达不到的。但这又是一个幻象，是把自己设想成一个不受这个大脑约束的，可以完全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的“主体”。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菩萨德性，与能否具有爱因斯坦的智商一样，也是这个大脑神经元网络的结构上的特征。大脑在道德行为方面的可塑性可能比数学、物理能力方面的可塑性要大一些，但显然也不是真的人人都可以成为菩萨。那只是像“人人都可以成为爱因斯坦”一样，是一种鼓励而已。所以没有必要担心提出这样一种价值观是对人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就像没有必要担心将爱因斯坦的相片挂在孩子们的教室，是对孩子们提出了过高的要求。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坚持自由的观念，充分尊重个人的价值观自主性，充分尊重个人的价值，而慈悲正是蕴含着这一点。人们对于道德、价值观方面的要求更敏感一些，因为太多的人把道德、价值观当作打人的棍子，压迫、干涉他人的自由的手段。当然我们同时可以指出，因为个人天然的能力局限，不能很大程度地实现菩萨德性，而拒绝承认实现菩萨德性有更高的价值，就像因为知道自己成不了爱因斯坦，而拒绝承认成为爱因斯坦有更高的价值一样，是很没有必要的。如果还有区别的话，区别可能是在这里：承认自己成不了爱因斯坦，同时也承认成为爱因斯坦有更高的价值，不会使自己更接近爱因斯坦，即不会提高自己的数学、物理方面的能力；但承认自己能力有限，不能很大程度地实现菩萨德性，同时又承认实现菩萨德性有更高的价值，却能使自己离菩萨更近一点，因为它意味着接受自己，不过分要求自己，这避免了因过分要求自己带来的许多问题，同时它又不是自暴自弃，不是滑向虚无主义。最后还想指出，慈悲与科学家们已经研究了很多的同情共感（empathy）还有所不同。当代科学家们对人与动物的同情共感能力的神经元机制、进化根源等已经做了许多研究。同情共感能力应该是慈悲心的基础。但同情共感能力，既使得我们能够体验他人的不幸处境，产生帮助他人的本能冲动，也使得我们能够体验他人的贪欲和憎恨，产生竞争心和攻击欲。慈悲则是与无我相关联，是在于消弭或大大减弱了意识中对自我的执着以后，不再起（或大大减弱）贪、嗔、痴之心。自我意识显然对人类等高级动物在生物进化中的生存和繁衍至关重要。所以，减弱对自我的执着的基因突变，也许应该算是进化中不利于生存和繁衍的突变。它不仅对个体不利，对群体很可能也是不利的，因为与导致群体互助合作的基因不同，它整体上削弱了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包括与其他物种）的竞争力。所以，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很可能不会有什么“慈悲基因”，在这一点上慈悲与人类的同情共感能力有所不同。当然，当人类社会的文化进化代替生物进化后，慈悲作为一种文化基因，还是得以保存和传播。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环境资源和人类生产技术不足以维持人口增长，人们不得不靠互相屠戮来争夺生存资源的时候，宣扬慈悲这种观念难免太不实际。也许只有当征服者成功地屠戮并征服了异族之后，慈悲观念才对于约束没有必要的、进一步的屠戮，对于维持社会在新的征服者的统治下的稳定，有一定的意义。正是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才使得推崇、追求慈悲有了现实性。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种可能性：人们不必靠互相屠戮、种族灭绝来维持生存，特别是维持地球上今天如此庞大的人口的生存。甚至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屠戮。假如基因工程技术使得人类可以在工厂中大量生产动物蛋白，那么人类完全可能彻底放弃所有杀生行为。也就是说，技术进步有可能使得地球上第一次出现这种可能性：地球上占绝对优势的物种不再靠屠戮其他物种的生命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同样，当人类社会充满了不平等，当社会中多数人处于蒙昧状态，被压迫状态，缺乏很好的理性能力，不知道真相，没有道德、价值自主性的时候，宣扬慈悲对于社会中多数人来说的确只是所谓“精神鸦片”，或至少难免是伪善。正是对自由和多元化的价值观广泛认可，正是自由、平等在社会中的实现，才使得慈悲可以成为人们真正自由、自主地选择的价值观。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当代社会的发展的确带来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它带来许多危险，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带来了极大地提升人类的道德敏感性，实现人类更高的价值理想的可能性。也许我们应该更坦诚地面对这一切，不回避科学所揭示的真相，而是在拥抱真相的基础上，探求各种可能性。而自然化的佛教正是这样一种可能性。最后还需要说明一点。如果你期待的是一种保证，比如，保证科学不会最终带来不幸，或保证这种以物理主义为基础的价值观能够让你从此获得安身立命之道，不再为意义、价值问题而烦恼，那么物理主义者只能说，这是做不到的。一种宗教传统或者一种哲学可能会做那样的许诺、保证，但那难免包含大量的自欺，愿望式思维，或甚至蒙昧主义的洗脑。人们应该学会利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和科学知识来面对不确定的世界、不确定的未来，应该对价值做出自主的选择，而不应该期待什么更高的权威来替自己做出选择。物理主义者只能提出一种可供人们选择的价值观。而且，那些吸收“无我”“慈悲”等观念的物理主义哲学家所提出的，可能是一种很理想主义的价值观选项。当然，他们展示了那种选项中可能吸引人的特征。如果你愿意诚实地对待科学所揭示的真相，不回避、不自欺，如果同时你又被意义、价值问题深深搅扰，那么你可以考虑接受他们所建议的，与科学的世界观相容的价值观。物理主义者的这种态度当然也是与他们自己已经接受的，自由的、多元化的价值观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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